杨方 刘海涛 陈集益丨澳大利亚舅舅（创作谈+评论+编者语）

　　杨 方：出生于新疆，现居浙江。出版有诗集《像白云一样生活》《骆驼羔一样的眼睛》、小说集《打马跑过乌孙山》。部分小说入选《小说选刊》《中国年度中篇小说精选》。曾获《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诗刊》青年诗人奖、第十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浙江优秀青年作品奖等。长篇历史小说《江南烟华录》被改编成电影《大明监察御史》。

　　作者简介

　　●杨方《不会是世界尽头》（中篇小说），原载《青年文学》2017年第1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2期转载

　　●杨方《苏梅的窗子》（中篇小说），原载《青年文学》2018年第8期，《小说选刊》2018年第9期转载

　　●杨方《澳大利亚舅舅》（中篇小说），原载《青年文学》2021年第9期

　　杨方是《青年文学》的老作者，她最初写诗，诗歌写作颇有成就，曾是首都师范大学2013-2014年驻校诗人。后转写小说，同样硕果累累，其小说频频在《十月》《当代》《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大家》等刊重点推出，被多家选刊转载，《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获《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作为浙江金华老乡，我有幸见证杨方在写作之路上突飞猛进；作为编辑，感谢杨方在被众多名刊大刊“盯”住的情况下，将她最满意的小说交给《青年文学》。编校杨方的小说，体会最深的是，小说中有成熟诗人特有的哲思、想象、跳跃，对时间、结构灵活多变的处理。杨方的小说中，不管人物身处何种世俗生活，他们依然能离地一尺，脱离某些被其他作家反复书写的庸俗。另外，她在新疆与浙江两地生活的积累，让她在小说素材的储备与开掘方面游刃有余。2020年4月，《浙江作家》杂志曾约我为杨方写过一个短评，借此机会附于文末。期待杨方的《澳大利亚舅舅》，收获更多关注、肯定。（陈集益）

　　创作谈

　　伊宁独有的蓝色“呼愁”

　　文/杨 方

　　在键盘上敲下《澳大利亚舅舅》最后一个字，我定了第二天的机票飞回新疆，我先去了一些其他地方，喀纳斯，禾木，布尔津，乌伦古湖。半个月后才回到伊宁。我用一整天时间在六星街闲逛，这是一条蓝色的民族风情街，门窗、墙壁、楼梯、廊檐，从淡蓝浅蓝到深蓝和更蓝。依次递进的蓝，体现了伊宁这座边境小城特有的诗意、浪漫和美学。

　　我在伊宁出生，童年和少年，对一个写作者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都在伊宁渡过。我在很多篇小说中都写到一条叫羊毛胡同的巷子，读了我小说的人对我说，有一天去伊宁，一定要去看看羊毛胡同。我歉意地告诉他们，没有羊毛胡同，它只是我虚构出来的一条街。我把分散于伊宁的果树、葡萄架、杏花，唱木卡姆的老者，藤蔓上悬挂的柄很长的葫芦，散发着玫瑰花香的黄昏，全都集中到了羊毛胡同。还有民居的蓝。——蓝是伊宁的“灵晕”。走在六星街，我惊讶六星街就是我小说里羊毛胡同的颜色。说起来，我是第一次去六星街。一个生长在伊宁的人，第一次去六星街，并不奇怪。我的姐姐、同学、邻居，他们一直生活在伊宁，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也一样从来没有去过六星街。他们不需要去，也知道六星街是什么样子。

　　走在伊宁被果树浓荫覆盖的街道，我问自己，我看到的，有多少是这个城市的本身？又有多少来自我小说里的虚构？我是在用小说里的视角，回望和怀念这座城市吗？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时隔多年后，常常会相信梦中所见确曾发生过。我也犯这样的毛病。我来到一座房子前，发现房子是如此的熟悉，临街玻璃窗内的白色窗纱，仿佛是我亲手挂上去的，半开的大门内，搭着葡萄架的院子，一半在荫凉中，一半在阳光下。给人一种一分为二的清晰感，仿佛我的思维一半在虚构的小说里，一半在真实中。土墙边摆放的天竺葵正开着花。浇花的铁皮水壶，完全是我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形状，摆放的位置也跟我小说里一样。葡萄架下的土台子上，坐着聊天、喝茶、抽莫合烟的人。我熟悉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的故事和命运走向。我没法分清楚，他们是坐在我的小说里聊天、喝茶、抽莫合烟，还是坐在真实的六星街？这让我感到无限的困顿，我被自己的小说给困住了。

　　我曾经是一个写诗歌的人，我写的小说不怎么像小说。写小说的人对我说，中短篇小说文本体量有限，人物不宜太多。这个观点，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将之应用到文学经验之外的现实生活中。我朋友不多，常来往的也就那么三两个，符合一个中篇小说对主要人物数量的要求。如果有人给我介绍陌生人认识，我会心生排斥，觉得花力气去记住一个新面孔，实在麻烦。在《澳大利亚舅舅》中，我让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出场，八个舅舅，都有写到。众多人物的命运，几十年的光阴，两个大陆板块看似分离又不曾断裂的情感，细密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庞杂的构思脉络是对写作经验的挑战。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确信小说拥有一个中心，小说中的每一个词汇，人物，细节，描述，包括转折，都会沿着不同的路径指向这个中心。也就是说，这个中心像一团光，所有的向前推进，都会自然而然地朝着这个光而去。

　　那天下午，我长时间地站在六星街那座大门半开的房子前，这座房子仿佛不是建筑工人建造出来的，是我立体地虚构出了它。我站在那里不走开，我在听什么？蓝色的房子？时间？果树里冰凉的流水声？啤酒花淡淡的苦味的芬芳？这个城市的往事？或者是青核桃掉落的声音？帕慕克说，他的伊斯坦布尔，有一种类似“呼愁”的东西。“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某种朦胧状态的情绪，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伊宁也有类似“呼愁”的东西。生活在六星街的人，或者是那些生活在我小说中的羊毛胡同里的人，在缓慢的日常生活节奏中，有看得见的快乐与烦恼，以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之哀伤，它们构成了伊宁独有的“呼愁”，构成了我小说的格调。这“呼愁”不是我一个人的，它隐藏在人流中，隐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条居民街，它飘荡在我的小说里。它是蓝色的。当我转身走出六星街，我感觉我的小说在身后合上，我把小说里的人、故事、时间，全部留在了那条街里。包括“呼愁”。

　　2021年8月29日

　　评论

　　“我住的地方叫蓝”

　　 ——评杨方小说《澳大利亚舅舅》

　　文/刘海涛

　　“伊宁没有羊毛胡同，那是我虚构出来的。”杨方说。这个胡同在新作《澳大利亚舅舅》中又出现了，昭示着作者某种情结的指向与皈依。小说虽是中篇，却囊括了自一九五〇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羊毛胡同的变迁，主要是曹大爷和他的八个儿子移居澳大利亚前后的变化。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的心思，从大的时间跨度中截取个人在被淡化了的大历史背景下，亲情、友情、爱情、婚恋、民风、故乡、远方的影像片段，进而连缀成全场景式的羊毛胡同的图景，映射其中人文的纹理。

　　文本有两个关键词明暗交替，统摄着整体的故事脉动：显影的“缺口”和隐形的“门”。

　　小说整体采用倒叙加插叙的手法。移民前大家均浸染于“边境小城的轻盈和浪漫”，融进一片蓝中，伊犁河水“从淡蓝浅蓝到深蓝和更蓝”。不知道这是杨方梦境中家乡的颜色还是真实的颜色抑或是作者希望的颜色，作者用八舅舅的话给出了一个实虚相间的答案，“我住的地方叫蓝”。惬意的生活，连进园子摘苹果都会被看成是“对他果子的赞美”，而不会被看成是偷；崴了脚与瘸腿的山羊被敷上草药，在痛苦面前“我们”是平等的。但请注意，这里第一次出现了“缺口”。“苹果园的土围墙有个缺口”，这是八舅舅能够进入果园的原因，也是他后来自认的没能找到真爱的心灵上的缺口。纯朴，在现实的缺口里，为我们展现一道隐形的门——心门缀着把尘封的暗锁。

　　按八舅舅的逻辑，胡桃也是徘徊在缺口上的。虽然她与外科医生结了婚，但她与外科医生间没有“缺口”，只是她认为她找到了缺口，并误认为那缺口就是门；却不知这个决定一开始就存在隐患，因为她与外科医生之间并没有门，而是一个病态的心理缺陷造就的畸形儿。而被大家看好的胡桃与八舅舅，那天月亮做证，“两人之间的距离没有变得更近，也没有变得更远”。互相牵挂的两个人未能走到一起。一个留在中国，一个去了澳大利亚。两相参照很有意思，哪里都会改变一个人。婚姻尤其是最终人生的结局却又都是那么不幸——也显示了小说中辩证的力量：去哪里生活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人生永远需要自我选择和自我锻造。小说中除了苏梅兰外，其他人都或多或少是个悲剧性的存在。在其间选择、搭建的是一扇并不对称、对等的门——家门的倾斜。如果可以把一生看作与外部世界一场广义的恋爱婚姻的话，这里我想用文学的语言狠狠地说句不准确的话表达我的心情，他们的选择，使他们成为欠自己一生的人。

　　缺口，即意味着非正常、非正式，甚至是病态的。带有它先天隐喻的痛苦，痉挛于文本的每个由文字构成的神经元中。从这个角度说，缺口意味着危险的游戏开始，或许有着其通向幽境的美好，并不全部通向安全、光明的坦途。还需要一扇甚或几扇通往正常、正式身份的门。在八舅舅、胡桃等人眼里，缺口与门是一条路径。而他们不知道，门与缺口，虽都是走入走出的，有时殊途同归，有时却南辕北辙，更重要的是门还意味着骨气、尊严、根与后盾。在文本当中门这个意象很隐晦，但也不全无蛛丝马迹。除以上说到的心门、家门，还有语言之门、国家之门。

　　会说好几种语言，可以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锡伯族语、汉语、俄语之间来回切换，用以表达喜怒哀乐的不同状态下的一群人、一个家族，在移民后，重新开始学习英语，要抛弃多少古老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一道重重的“语言之门”吗？它意味着一种怎样的心酸与失去？“我们按我们的方式去想象澳大利亚”，觉得生活在那样一个“被大海包围着”的陆地上，一定会有着同伊犁一样美丽的蓝。是的，蓝，有清朗美好的一面，也有“忧郁”的一面。也许正是这种潜在的意蕴，隐喻了他们各自后来的命运驶向。现实中，一贯看不起人的大舅母都要去干打扫卫生的活儿；本可以在国内做兽医的八舅舅在多羊的澳大利亚做的却是电工；想一步登天的护士黄丽玲沦为卖早餐的……反差之大形成一个强烈的讽刺之余，也正好说明国门内外的差别，迫使我们找寻其根源。

　　找寻中，我们看到亲情、友情与爱情在贫穷与富有之间挣扎，在距离（物理的／心理的）上淡化，能体会到作者对事物的细腻把握与体贴。或者说我看到了杨方作为诗人的影子。“我们没有看到死亡有时候是垂直的，有时候是弯曲的。”单拿出这句看，是唯美的，而在小说的语境与现场，却凄美如一把无形的刀子，要剜出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我们走出房屋，发现四十年的时间就像这条胡同一样长，没有拐弯地一下子就走到了底”。或许这是作者所有心思中一个重要的投向，那些曾影响我们的光影，终将被时间敞开的缺口冲刷殆尽。或许这是她自命的存在意义，也是其诗与小说的存在意义。正如她所说：“我不想把诗歌‘存在的启示’这样重大的东西压在自己身上，我认为女人的思维不需要那么重大，女人本性浅薄，而生命本来就是拿来消耗和虚度的……”这或许是杨方反“凡尔赛”式的自黑，但根本上说，把其句中的诗歌换成小说，也真的存在一个深度挖掘的问题。也就是在历史与个人选择间存在怎样一个为我们所忽视的力量，挤压着我们也拯救着我们，需要我们去发现。

　　如果可以简略地说杨方的诗境是与故乡的纠缠，那么小说似乎已经清晰地到达了故乡的所在地。抛却复杂的象征与意象关联，单凭“悲伤是这儿的，也是我的”一句，似乎可以这样说，小说是对其诗歌的补白、注脚与扩写，并实体化和圆润着那个她心目中叫作故乡的地方。而她又说“我走在温热的死亡之上”，悲凉中的决绝向我们诉说一个远离家乡人的情怀。无论诗还是小说，足以让人窒息的强大、不确定性，固化着一个她并不很认同的潜意识里的家乡印象。记忆与印象里的家乡，认知里的实体家乡，隔着一个叫作距离的东西，靠诗与小说的纽带丈量，并缀上作者为之欢喜为之忧的小花。这个论断或许又与杨方的对自我写作、自我生活状态的认知相左。

　　能不能说羊毛胡同及其系列的虚构，也是杨方想找寻的通往真实、现实故乡的一个“缺口”呢？她用心与故事里的人们一起融入那片蓝，虽然庸常可能是压垮生命的稻草，但也顽强地构成生命的基因，生长中爆发着本真的生命之光。虽然那光有时微不足道，甚或晦暗，但每一次闪动都是无限接近并为了打开生命之门。每一次写作，终极意义上“都是朝向故乡的一次精神扎根”（谢有顺语）。我也更希望那“缺口”与“门”能早日合一，作者心灵的故乡与现实的故乡合一，走入真正的门，因为那是验证身份与证明自我的地方。

　　手风琴、二胡与板鼓的演奏

　　——杨方小说阅读札记

　　文/陈集益

　　目前为止，我一共读了杨方七篇小说。数量虽然不多，却几乎是她全部的小说创作。而这些作品已经引起小说界较大的关注，分别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并获得《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她的创作是以少胜多的典范。以下是我阅读之余随手记下的一点感想。

　　一、诗性的叙事

　　杨方在2014年开始小说创作之前，是诗坛较有影响力的诗人，被评为《诗刊》每月诗星，参加过青春诗会，获得华文青年诗人奖，诗集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还担任过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虽然她从诗歌创作转型小说创作，诗人的灵魂并没有离开，大部分小说不论在语言运用还是意蕴追求，时间处理或是结构形态，依然延续着诗性的品格。《风吹木扎尔特》《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可以说是诗性叙述的代表，其语言唯美、抒情，情感饱满，加之故事发生在中国新疆与邻国苏联/俄罗斯的边贸城市，其基调仿佛有着手风琴演奏般的透亮、悠扬，音色丰富。在情节编排上，也有着浓郁的诗意与浪漫主义的元素。前者主要写一对长相完全相同的孪生姐妹麦维蓝、麦维红交错的命运，情节发展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后者写一百年前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大批逃亡的俄罗斯贵族越过边境进入中国伊宁，在沦落异邦的漫长岁月中，这些俄国人仍极力保持着遗世贵族的风范。“这一民族令人陡生敬意。这敬意来自人类共同的诗意追求，即便人世之路充满了血腥，诗意却永远在生活里熠熠闪光。（陈建功语）”

　　在其他小说中，同样不乏“熠熠闪光”的诗意。《不会是世界尽头》是一篇相对沉重的小说，面对父亲的死亡及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中，女主人公接近精神崩溃，然而在这时，小说突然写道“苏力坦来羊毛胡同看董怀珠”，然后继续写道，“像拽一条死狗把她从房间的暗影里拽到阳光下。‘英塔木的天鹅应该还没有飞走，去看看那些天鹅吧。’苏力坦把董怀珠塞进车子里。去英塔木要两小时。两小时的路程不会是世界尽头。”去看天鹅的情节以及归来后突如其来的一次性爱描写，也只能出自女诗人的手笔。《苏梅的窗子》是七篇小说中人间烟火气最重的，但是杨方笔下的烟火气与某些作家笔下的烟火气有本质上的不同，不管众多人物多么虚伪、自私、小市民气，“大姐”与比她少十三岁的中年男子相恋遭到多少人诟病，小说却依然能离地一尺，脱离庸俗化。皆因杨方的小说中，有一种形而上的诗意使主人公超越了苦难和世俗。

　　而作为诗歌创作中诗性的组成部分，对时间和结构的“跳跃”处理，无疑也会在小说中体现出来。杨方小说的叙事虽然基本以故事发生的前后来讲述，但是具体过程每篇都有很多灵活的变化，有不断出现的穿插、意识闪回等等，使她的小说呈现出绚烂、灵动的诗性。如果把小说创作比作戏曲演出，叙事比作乐器演奏，那么乐队中居于指挥和领奏地位的乐器，不是二胡、三弦、唢呐、大锣、铙钹，而是板鼓。凡人物出场、角色演唱、剧情变化，皆需要它开出“点儿”。杨方擅于对时间和结构的“跳跃”处理，正如鼓师懂得控制唱腔节奏，为演员的各种身段和动作伴奏，给锣鼓演奏增加花点，烘托舞台气氛和人物形象。

　　当然，也有部分篇什旁逸斜出的内容、不受逻辑约束的情节以及分行分段过于随意频繁，势必造成阅读的障碍和情节发展的芜杂。小说是被驯化、规范的艺术，正如鼓师演奏板鼓其速度和强弱有严格规定一样。可能“自由度”是小说与诗歌创作略有不同的地方。

　　二、独特的题材

　　杨方小说题材的独特性，与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她的父母是浙江人，为了支援边疆建设到新疆落户，杨方出生、成长在新疆。但是作为南方人的后代，她的基因遗传来自南方体质，且她自大学毕业就回到浙江祖籍地工作。西部边疆与江南水乡的生活体验，为她的文学创作建构提供了天然张力。《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围绕一架“据说是十月革命后逃亡中国的白俄罗斯贵族们带过来的”纽扣式手风琴展开，巧妙地书写了当年大批越过边境逃亡到伊宁生活的俄罗斯贵族及其后代，在此后一百年的中俄/中苏历史演变中的命运沉浮。《风吹木扎尔特》再现了伊犁地区木扎尔特陆运（公路）口岸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哈两国政府签订协议同意开放该口岸之后的繁荣，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所属的阿拉山口建成铁路，木扎尔特“被晾在离铁路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日比一日冷清”的一段历史。当然，在这些大背景下，我们更多地看到了父辈们艰苦的屯垦戍边的往事，以及两代汉族人与哈萨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蒙古族、回族等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生活。

　　作为读者，对偏远陌生的地域、民族文化，天生有一种好奇心。就目前来说，杨方的小说主要取材于新疆，具有异域风情、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锋。这些第一手的原始生活素材、不同民族的人物形象本身就很吸引人。再加上她的诗性叙事、摇曳多姿的文笔，使小说呈现出“刚柔相济，将边塞的辽远与江南的灵秀渗透交融，显示出一种别开生面的格局”。这是首都师范大学为她召开的诗歌创作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的观点，也适用于对她小说的评价。同时杨方在这个基础上，有意识地对新疆生活经验与记忆，进一步“精神化、审美化”，使得她笔下的人与事具有很强的传奇性。比如《风吹木扎尔特》中，沙尘暴像“一道巨大的黑色墙幕连天接地地移动过来”，“麦维红先是倒在地上，又呼地离开地面。等希林把麦维红抢回房间的时候，这个姑娘已经接近裸体。衣裙在希林拽住她的一瞬脱身而出，慌忙中他只能抓住她四散飞扬的头发，才不至于让她飞走”。类似的描写在她小说中俯拾皆是，无需辨别是魔幻还是现实，可以肯定的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得不屏住呼吸，惊叹文字之美。

　　除去新疆题材的“独特”，杨方在其他题材中也寻找和创造着“奇崛”。比如《城南哀歌》里，开笔第一句便是“三十年前，十八岁的怀珠在母亲的汤药里加了老鼠药，毒死了母亲”；而后董怀珠被执行死刑那天，尸体不见了，一个女婴出现在董父去收尸的板车上；董父捡回弃婴，给她起了丧女的名字；之后，女婴长大成了火葬场职工，游荡在生死边界，见证了诸多给一只青蛙举行葬礼、大楼从地底开裂无数蜈蚣从裂缝爬出的诡异事件。新作《断桥》写的是婺剧团里的故事，这次杨方在普通人身上也写出了传奇性。婺剧演员方卿卿对演许仙一角的执着，对婺剧老艺人的敬重，以及当师傅死后，方卿卿的演许仙，在唱词、声腔、剧情的演绎中，和师傅的许仙合成了一个。这些小说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使得相对日常化的江南题材也获得了类似新疆题材的奇崛与辽阔，超越了当下很多擅于“精致现实主义”书写的作家。

　　三、深度的思考

　　毫无疑问，文学创作存在某些永恒母题。比如罪与罚、爱与救赎、生与死、善与恶、成长与叛逆，等等。一代代作家围绕着这些母题书写着不同的故事。就当下的文学现状看，与杨方同龄的女作家往往对爱情、婚恋、世情的挖掘比较有热情，而杨方似乎对人性和命运的洞察、对死亡的追问更为注重。七篇小说中有五篇写到死亡。如果说，她在表现边民生活的《风吹木扎尔特》等小说中，我们听到的是手风琴相对舒展、活跃的演奏，那么在这些涉及死亡的小说中，我们将听到的是二胡演奏的低沉、苍凉。为什么说是对死亡的“追问”？因为有四篇里的死亡发生在小说前半部，是故事发展的主要动因。

　　《不会是世界尽头》《天鹅来到英塔木》均涉及“女儿”对半植物人的“父亲”死因的怀疑，系亲人有意的疏忽让父亲断了气，由此引发亲情的抵牾与疏离，然后从这个角度一步步推进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各自惊心动魄的灵魂叩问之下，最终达成谅解。以涉案少女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城南哀歌》，少女因爱情毒死母亲，毁掉自己，也毁了家，通篇笼罩在死亡的阴影、罪与罚的折磨中，以此唤起对灵魂的救赎。而在这些触及人类终极追问的小说中，《苏梅的窗子》在我看来其思想力度是最强的。该小说就像人性的万花筒，透过一个小孔看进去，不同读者能看到不同的颜色，比如有的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个丑态毕露的人物，有的读者看到的是大姐追求爱情的勇气、女性意识的觉醒，有的读者看到生与死的思考，它提供了多个可供读者解读的层面，关于人性、情感、道德、伦理、信仰等等，是立体的，纵深的。

　　我曾在编辑该小说时（发表于《青年文学》2018年第8期），写过一段“编后记”，大意如下：很多作家为了让小说显得深刻，往往选择将某些情节推向极端的做法，事实上小说很脆弱，文字用力过猛，对小说是一种伤害。基于这个认识，《苏梅的窗子》让我对小说创作有了新的思考，当我们试图在小说中用力的时候，除了将情节向“狠”的方向推进，事实上，还存在另一种更沉稳、雄健的力量，就是深刻。当深刻作为一种力量被使用，血的蔓延、丑的呈现就会得到适度的调节。我以为，《苏梅的窗子》是杨方从诗人的激情创作转向小说家的理智创作的分水岭，是她从倚重题材到倚重思想的良好开端。

　　当然，任何一篇小说如果只为了追求思想深刻，将它作为终极目标，势必导致刻板和僵硬。不管怎么说，小说家与读者之间迅速建立起情感共鸣的载体，仍然需要通过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塑造来达到。宏大主题的凸显，照样离不开鲜活的人物。从这个角度看杨方小说创作的成功之道，就会发现她对笔下人物所倾注的感情和设身处地的理解是非常深的，所以读完她的小说，总会在脑海中浮现一些难忘的人物形象；伴随这些人物形象出现的，常常还有杨方小说叙述中独有的旋律感，仿佛能听见手风琴、木卡姆、大提琴、二胡、板鼓等等音色不同的乐器之演奏。她成功地写出了边疆与江南两地的不同人物的心跳、情感的脉动，从而使深度的思考富有艺术说服力、感染力。

　　原载：《浙江作家》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陈集益

　　新媒体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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